广州中医针灸师培证怎么考,可咨询唐老师V:一八五九七八四五八3一 晋唐? 偏重灸疗
晋唐时期在急症灸法防治上取得较大进展,无论在病症种类,灸治方法及防治经验等方面都胜过先秦两汉。不过,从总体上说,这些进展,主要还是临床上的总结,这显然是由于这个时期以临床医学为主的特点所决定的。
除了火针获得一定发展外,针法未受到应有的重视。晋唐时期,这种偏重灸疗的风气,特别是王焘等主灸派贬针褒灸的偏执主张,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急症针灸学的进程。
宋代? 针灸并倡
宋代在针灸治疗急症上的成就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:
(一) 进一步探求急症灸治理法
宋代,灸法仍占主导地位,出现了我国第一部急症灸治专著《备急灸法》。当时的一些医著和针灸著作如窦材之《扁鹊心书》、许叔微的《普济本事方》、王执中的《针灸资生经》等,多记载有灸治急症的内容。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较晋唐有所发展。
1.重视理论探讨
灸治急症,晋唐时偏重临床,缺乏理论上的研究。宋代一些医家开始注意到这方面的工作。窦材提出灸可扶阳保本说, 他认为“医之治病用灸,如做饭需薪”(《扁鹊心书?卷上》),人以阳气为本,“阳气尽必死人”,灸治可资生阳气。所以主张“于无病时,常灸关元、气海、命关、中脘”(《扁鹊心书?卷上》),以预防疾病;一旦出现伤寒、疽疮、中风、喉痹、小儿惊风、痘疹黑陷等急重之症,“若能早灸,自然阳气不绝,性命坚牢”。这就从理论上初步说明了灸法防急症的机理。由于窦材偏重从温补脾肾阳气角度论述灸法防治机理,后世有人称其为温补派的创始人。较其更早的许叔微,也探讨过灸壮肾阳的机理。这些见解,尽管还不够完善,但对灸法在急症中的应用有某种指导意义。
2.筛选适应病种
晋唐时期,灸治所涉病症面极广,及至宋代,通过临床反复观察,对适应病症逐步进行
筛选,采取了较为科学的态度。如“将已试之方,编述成集”的《备急灸法》一书中,仅收录了二十二种急性病症。《针灸资生经》虽然收载了大量前人或他人的灸治医方,但作者王执中重点突出的是他本人或亲属的治验。从而对灸治的适应范围作出较为恰当的评价。
3.补充灸治方法
《针灸资生经》首先记载了天灸法治疗疟疾。许叔微创用隔巴豆、黄连灸法治疗伤寒结胸证,办法是将巴豆、黄连捣细,“用津唾和成膏,填入脐心。以艾灸其上,腹中有声,其病去矣,不拘壮数,病去为度”(《普济本事方?卷九》)。针对当时士大夫惧灸畏痛,窦材发明了“睡圣散”:“惟是膏梁之人,不能忍耐痛楚,当服睡圣散,即昏不知痛”(《扁鹊心书?卷上》)。此方还适用于不配合施治的急症患者,如“风狂妄语……先服睡圣散,灸巨阙七十壮”(《扁鹊心书?卷上》)。关于艾灸的壮数,《针灸资生经?第二》明确指出“皆视其病之轻重而用之,不可泥一说,而又不知其有一说也”。艾炷的大小,则应视年龄或部位的不同而异,“凡灸大人,艾炷须如莲子”,“若灸四肢及小儿,艾炷和苍耳子大;灸头面,艾炷如麦粒子大”(《扁鹊心书?卷上》)。以上这些,在认识上或实践上都是一大进步。
4.重视灸感流注
宋以前典籍,如《备急千金要方》等亦曾提到过灸治时宜激发灸感向病所循行,但记述甚为简略。这一现象引起宋代一些医家的浓厚兴趣。《备急灸法》所载之痈肿治疗一节中,对骑竹马灸法(此法首载于已佚之《卫济宝书〉,约撰于十二世纪初)的灸感流注现象作了生动细致的描绘:“其艾火即随流注,先至尾闾,其热如蒸,又透两外肾,俱觉蒸热,移时复流足涌泉穴,目下而上,渐渐周遍一身”。还在临床中进一步观察到,这种现象与疗效关系密切:“觉火气游走,周遍一身,蒸蒸而热,再视正疮孤肿,已消灭五六分矣”,认为“奇功异效,盖原于此”(《备急灸法》)。王执中更有切身感受:“它日心疼甚,急灸中管数壮,觉小腹两边有冷气自下而上,至灸处即散,此灸之功也”(《针灸资生经?第四》)。通过较深入的体察,进一步证实激发灸感传注是提高急症疗效的一种手段,这不仅有着重要价值,而且对金元时期“气至病所”手法的产生也可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。
(二) 急症针治有所丰富
用针刺治疗急症,在宋代仍处于从属地位,虽然尚未出现明显的进展,但随着针刺在急症临床上日益广泛使用,已经孕育着突破。
1.注重针刺技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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